面对数字经济的挑战，中国这样治理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要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加强形势研判，抓住机遇，赢得主动。”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有需要补齐的短板，面临不小挑战。那么，如何对数字经济进行有效治理，保障数字经济稳步增长？

新组织（数字网络平台）的监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为何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一是有利于推动数据要素规范、高效流动，发挥数据要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二是有利于维护用户数据权益及隐私权，完善数据产权制度，强化网络平台企业数据安全责任。三是有利于规范市场、促进公平，增强网络平台反垄断监管效力，提高社会福利。四是有利于健全网络平台经济治理体系，规范网络平台经济生态与企业社会责任，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矛盾，就是科技发展的“快”与社会发展的“慢”，二者冲突难免，需要我们合理解决。比如，有的地方搞易地扶贫搬迁或是安排农民上楼，在此过程中，从村庄整体设计到房屋设计等，地方政府让农民参与决策，满足农民的各种需求。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合理解决数字经济发展矛盾的思路。

构建多层次的新技术治理体系，确保负责任创新与科技向善。我们要扎牢“红线”，法律规定技术应用的边界，对侵犯个人隐私、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算法歧视等行为，划定底线、高压线。放开上线，要创新立法和监管，包容审慎、敏捷灵活、鼓励创新，同时给人工智能新技术、新应用更多先行先试的探索空间。提高基线，要加强行业自律，建立标准、技术指南、伦理框架等，秉持科技向善理念、推广最佳实践等；开展针对技术人员和从业者的伦理教育；提升社会公众的意识培养和技术素养。

数字经济融入并服务于新发展格局。第一，数字经济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数字经济，改善供需错配，加大去库存，推动新业态、新产品创新，提升中国品牌影响力。第二，数字经济服务于需求侧管理。发展数字经济，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就业，促进城乡消费协调发展，提升传统消费（衣食住行用）品质化，释放新消费（文旅、健康、生态、社交）潜力，推动服务消费（数字新生活）的发展。第三，数字经济服务于流通体系现代化。比如，统一市场，交通物流，商贸流通，信用体系，金融支持。第四，数字经济服务于更高水平开放。发展数字经济，引领区域经济新发展，构建数字贸易普惠新规则。

数字经济促进内循环机理，即升级存量供给，开拓增量需求。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两手抓，使两者在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因此，在升级存量供给方面，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提升供给质量，与国内外需求更好的适配；在开拓增量需求方面，利用数字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开拓新的消费需求，需求牵引供给。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业务跨国、数据跨境常态化，数据壁垒日益显现。那么，如何打破数据壁垒？加强全球合作。2019年6月，在G20大阪峰会的数字经济特别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要营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市场环境，不能关起门来搞发展，更不能人为干扰市场；要共同完善数据治理规则，确保数据的安全有序利用；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要提升数字经济包容性，弥合数字鸿沟。

发展数字经济，究竟是一个法律问题还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技术进步迅速，是以适应技术发展来设置规则制度，还是要根据传统经验来设置规则制度？中国是前者。比如，深圳-新加坡跨境贸易区块链专网项目。该项目基于深圳南方电子口岸“单一窗口”业务，初期实现电子提单、电子发票和供应链金融三个应用，实现了跨境数据可加密、可管理、可监管、可授权、可定向传输、可追溯。也就是说，可以用人民币直接结算。

当前，数字经济对政府的宏观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数字经济是技术和经济的系统性变革，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推动和协调。要以政策引导和制度设计为发力点，探索数字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促进新业态不断涌现，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注：文中数据由报告人提供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许正中《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思考》讲稿摘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