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保定市副市长杨伟坤：创新农村金融 助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尤其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乡村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过后，乡村振兴战略如何深入实施？战略实施过程中所需的资金从哪里来？就这一问题，《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保定市政府副市长、农工党保定市委主委杨伟坤。

杨伟坤说，农村金融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大有可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持力量。然而目前，农村金融排斥现象仍然存在，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仍需改进，适应乡村振兴新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仍然缺乏，这些因素影响了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质量和效率。

为此，她提出农村金融创新要打好“五张牌”，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

打好“政策牌”，增强服务乡村振兴的动力。杨伟坤表示，主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引导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增强支持动力。

从供给侧方面，要加大对积极服务乡村振兴金融机构的财政支持力度，完善财政贴息政策；要根据涉农贷款、农村金融服务网点等相关指标，对服务乡村战略的农村金融机构进行评比；要优化税收激励，对涉农金融机构降低税率或者减免相关税收，从而降低其经营成本；要建立乡村振兴风险补偿资金，对金融机构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产生的损失给予补偿。

从需求侧方面，通过政策支持，吸引金融机构支持乡村振兴主体发展。包括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专项资金，通过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大生产规模、进行技术改造等；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信贷担保、贷款贴息、技术创新和品牌创建等方面进行重点扶持；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农、林、牧、渔项目，符合条件的所得税免征或减征企业所得税等。

打好“治理牌”，夯实服务乡村振兴的根基。农村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政府、监管机构、金融机构、社会等多方的共同努力。对此，杨伟坤表示，一要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打造科学高效的农村金融信息披露机制和风险预警体系。二要实行差异化监管，融入“软法之治”。三要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完善风险预警系统，畅通风险报告机制，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构建科学高效的制度执行体系。四要加强社会监督。完善社会监督工作机制，建立村民监督网络，开拓村民监督渠道。

打好“服务牌”，扩大乡村振兴的有效供给。杨伟坤建议，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构建相互竞争又相互配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同时，优化农村金融服务渠道建设，并以大数据为基础建立农村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她进一步解释，农村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包括三大板块：一是乡村振兴主体板块，记录乡村振兴主体基本情况、生产经营情况、明细交易记录等，并把分布在涉农部门、法院、税务、工商等部门的乡村振兴主体信息汇总接入该系统；二是政策及信息服务板块，提供国家涉及“三农”的政策法规、农业科技、原材料采购、农产品市场行情、产品需求信息等农业信息，并对热点问题解答；三是金融板块，包括国家的农业信贷政策、面向农业的信贷产品发布、农产品期货等金融服务信息。

打好“产品牌”，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真需求。谈起金融机构如何做出好产品，助力乡村振兴？杨伟坤表示，金融机构要根据各需求主体的特点，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有针对性地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提供个性化服务。比如开发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田园综合体、分享农场、共享农庄、创意农业等为授信主体的信贷产品，发展有韧性的产业链金融。还可以与保险、期货合作，推动形成“合作社+银行+保险+期货公司”的联动机制。同时，金融机构还可以与社会资本结合，因地制宜采用PPP模式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和担保公司合作服务乡村旅游发展。此外，金融机构可以开发支持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的金融产品，开发支持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的金融产品。针对贫困户开发特色产品，对缺乏抵押物的贫困户，积极稳妥地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扩大有效担保物范围，探索“干部集体担保+农户分组互保”的双保险模式破解贷款难题等。

打好“环境牌”，营造乡村振兴的良好金融环境。对于如何改善金融生态，杨伟坤也有独特的看法，她说，要加快农村金融立法，包括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风险防控、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还要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制定乡村信用体系建设考核方案，完善信用建设评价指标，完善信用档案，推动农户信用档案电子化、网络化；建立失信惩罚和守信激励机制，加大对逃废债等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对于诚实守信的农户和企业在贷款时给予利率优惠。另外，提高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也非常重要，这就要求我们要将金融知识、诚信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同时，金融机构要定期安排金融知识宣讲活动，电视、广播、微信等媒体也要多宣传金融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