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刚：国企党建创新，一种新型的企业治理文明

　　为了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7月5日，中国企业发展论坛第五次企业党建（案例）研讨会以视频会议方式隆重举办。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推动企业党建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指导，《中国企业报》集团、中企党建研究院主办，海亮集团有限公司协办。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党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新刚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演讲。

　　以下为演讲内容：

　　大家好！

　　我是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刘新刚，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参加这次论坛，一起来探讨企业党建的创新问题。

　　我们今天从企业治理角度去思考企业党建创新工作。要阐发清楚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辨析两个关键概念，“企业党建”与“企业党务”。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探讨企业党务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不能过度将党建党务化。所以，要讲清楚新时代国企党建创新，首先需要澄清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从国企治理角度去理解国企党建，不能过度地把党建党务化。要从国企治理体系的创新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角度思考国企党建问题。企业治理能力上升以后，就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今天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辨析国企治理、国企党建和国企党务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探讨一下基于国企治理视野下的国企党建创新问题。

　　第三个问题，考察一下基于这一思维的国企治理创新如何能带来国企高质量发展。

　　近几年来，国企党建工作取得很大发展成绩是毋庸置疑的，其取得的发展成果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但是，也有一些倾向需要我们关注，比如说，把党建过度党务化。我们需要思考，党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过度党务化以后，从某种意义上就会沉浸在党务的细节上，带来党建与治理“两张皮”现象。党建与治理“两张皮”，第一个体现就是这边做党建，那边做发展，二者之间没有关系，这就违背了国企党建创新的初衷。

　　国企党建创新的关键问题就是党组织成为企业内部治理主体，与企业内部的其他治理主体之间产生一种社会属性的化学反应，这种化学反应就会形成一种新型的企业治理文明，最终能够提升治理能力，带动高质量发展。

　　2016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企党建工作座谈会上，做出了两个“一以贯之”的重大判断，就是“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并且谈到如何实现两个“一以贯之”，就是“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表述，明确了要从企业治理角度去思考企业党建创新问题这一重要方向。

　　迄今为止，谈起公司治理结构，大家会想到老三会、新三会等。老三会是指公司治理中的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新三会指公司治理中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老三会，主要涉及党组织及其他相关组织，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运用马克思主义针对一个时代的具体问题所形成的有效方案。新三会，涉及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也是源于特定流派思想的现代公司治理方案。现在有一个关键的判断，要用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引，推动老三会中的相关组织和新三会中的相关组织进行融合创新，为人类解决企业治理问题贡献新方案。

　　要思考清楚“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思考一般西方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理论有何不足。因为其有一定的不足，而党组织介入能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形成高质量的治理结构。

　　新三会，乃至一般西方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是认为，人是理性的。那么理性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理性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不是好人，又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机械的，像孤立的原子一样的人。他不会动用社会属性去牟利。所以，基于这样的假设，就把治理想简单了，其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市场决策主体是理性的，理性人互相机械地制衡住，管理上就万事大吉了。

　　这样的治理体系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在现实中的人不是理性人。如果基于理性人设置治理体系的话，也确实是理性人上了这个赛道，那这样是没有问题了。因为人也是理性的，人上了这个理性人赛道，理性人在这个基础上就机械制衡住了，就相对平衡了，形成一个稳定状态的治理结构，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实中的人是社会性的人，有社会属性。马克思批判了把人当成“抽象物”的观点，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理性人就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以此为起点进行思考，就会形成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非常完美的，其他组织不需要介入的观点。

　　但是这个抽象的前提是有问题的，因为人并不是理性人，人是有社会属性的人。那么社会属性的人进入到这种理性人赛道，会引发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如果理性人进入到理性人为基础所设计的赛道，社会治理实践中是没问题的。但是，现在是社会属性的人进入到这个理性人所设计的赛道，这样就会出问题。

　　如果认为人是理性人的话，对人的属性也不进行建设，往往社会人会滑落到比理性人还差的状况，他喜欢操控并侵吞利益。所以这样的人一上了理性人赛道，他就会侵吞公司利益，出现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同时，这种比理性人还差的人缺乏担当。当公司需要跨越式发展的时候，他也跨越不了这个机械制衡结构，不愿意做事儿，干不了重大变革性的事情。同时，这种理性人在收集信号的时候，他会孤立地做出决策，不会考虑到整体。这样的话，企业发展中就会出现问题：该企业无法成为社会有机体的一员，无法思考社会；他们又无法进行重大变革；也可能出现内部人控制等相关问题。

　　所以，基于理性人所设置的这个赛道，它在现实运行中会出现相关问题。正是由于出现这样的一个前置性的判断，所以才需要党组织介入。

　　党组织介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重大的“邀请”，而不是强行介入的。基于理性人所设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需要党组织介入才能校准和高质量地发展，从而创新出一种新型治理文明。

　　我们来看一下党组织是如何介入的，它有哪些重大的治理体系创新？比如“三重一大”党委会决策前置。党委会决策前置，起到“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作用。

　　第一，把方向。举例来谈，现在中央提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而在《资本论》里面有这样的观点，如果不进行相关治理，金融会野蛮生长，生长到一定程度就会脱离实体经济，脱实向虚，从而带来整个经济无法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中央的这项决策，就是要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那服务实体经济这个金融发展的方向，谁能把控好呢？董事会在做决策的时候，主要通过成本收益核算来进行理性计算。而党委会在做判断的时候，就是要把方向。国家认为的方向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所以，党组织介入按照这个方向发展。在党委会决策前置的过程中就把方向把好了，然后在方向把好之后再进入到董事会，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二，管大局。管大局涉及到全国一盘棋，涉及到一个企业在新发展格局等大背景下应该做什么事这一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我们通过一个党史上的案例来进行思考。解放战争中，大决战在哪一个战区最先发起，有利于全国一盘棋？当时中央的判断是由东北最先发起对大局最为有利，这是一个大局。但这个大局能不能实现，需要从战争学和战争的“技术”层面去思考。所以，在东北野战军，政委负责管理好全国一盘棋的大局，大局管理好之后，至于战争学上能不能实现，就是司令员要做的事了。两者同时实现，就实现了高质量的业绩。这就是在治理体系上解决了个体和整体需要实现统一这一重大难题。

　　第三，促落实。党组织介入还涉及到促落实。我们知道，行政体系促落实的能力是相对有限的，而党组织可以对人的要求更高。因为党员作为先锋模范，对其要求可以更高。在促落实的时候可以有更高的要求，可以通过巡视整改制度来介入促落实，通过纪委介入来促落实，这都是党组织的优越性。

　　实现“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是在高质量发展的领域，而且保证了发展速度。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治理体系创新。

　　下面，我再谈一个一般性的案例，比如功能性党支部。现在企业在攻坚克难的时候，很多问题都需要几个部门联合起来完成。这时候，行政体系往往能力有限。怎么能让大家联合起来？比如，要做一个重大的创新项目，需要几个研究部门，如几个国企的研究院共同攻关来完成。如果通过行政指令，大家想实质聚合到一起比较难。这时候就可以进行党组织的创新，比如成立相关的临时性党组织。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党员，有党员的地方就可以成立党组织。这种功能性的党组织把大家聚合到一起，发挥党组织在聚人心等方面的优势，把大家实质融合起来，一起攻坚克难，完成这一项伟大事业。

　　所以，党组织介入国企内部治理是方方面面的。在各个领域都涉及到，和行政组织甚至学术治理组织融合起来产生化学反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完成了人的主观世界的改变，人的担当能力的提升，这样就能实质提升企业治理效能。

　　我们再谈一个问题，就是如此形成的新型企业治理文明，如何能带动高质量发展？这种新型治理体系，其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组织介入后，背后深层次带来的是治理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的重大变化。

　　我们先看一下思维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希望我们用系统论来思考问题。这种思维能力能够对国际国内的变局进行科学研判，比如说对全球的研判。现在很多国企都走出去了，这就需要了解世界大变局。要了解世界大变局，就要有马克思主义分析能力，分析清楚当今时代资本主义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说资本主义的过度金融化以后，下一步会带来什么问题？还比如说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过度运用后，给资本主义国家，给全球经济带来什么问题？这样的一些立场、观点、方法必须要有。如果没有这种立场、观点、方法，而是持有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那样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没有任何矛盾，那么作为一名国企负责人，在走出去之后，所做的决策就会出现重大偏差。决策偏差，怎么可能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而针对这些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只谈了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问题，并没有探讨叠加货币政策，叠加智慧技术革命，叠加新冠疫情，资本主义会如何运行发展的问题。对这样一些问题，必须通过党组织的学习能力、研究能力才能研判清楚，研判清楚以后才涉及到决策方案的正确。所以，这涉及到思维能力，涉及到是否能驾驭系统思维深刻把握住新发展格局。

　　那么新发展格局下，国际国内究竟有什么差异？在国际，面对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深度问题，其解决能力有限，所以循环问题比较严重。在国内，由于靠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通过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建设，把资本的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等问题解决掉，实现有效资本治理，推动循环畅通，实现高质量发展。

　　这一个思维能力是党组织通过学习所掌握的，有这种思维能力之后，下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起来，要了解到人类社会矛盾重重，全球资本主义矛盾重重，而我们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要受到这种矛盾影响的。

　　一个企业如何把员工组织起来，在这种全球资本消极作用发展的过程中去抢占发展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把中国带到世界舞台中央，为人类做出贡献？这样一些问题，需要研判清楚问题之后，靠党组织坚强的组织力把人组织起来，然后迎接挑战，抓住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新时代国企党建守正创新形成新型企业治理文明，这一企业治理文明确实能带来企业高质量发展。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们在未来的国企党建创新中，要把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结合起来，在带动国企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也能够很好地为人类供给一种新型的企业治理文明，这是我们国企人的担当，也是研究国企问题学者的担当。在未来这种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共同互动中，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