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作为中国的实业家，我真正感到骄傲”

刘鸿生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实业家。因其开办的煤炭、火柴、毛纺、水泥等产业皆属行业翘楚，又因其毕生致力于实现企业“托拉斯帝国”的梦想，开办产业之多、涉足领域之广，实业界鲜有出其右者，故又被誉为“企业大王”。

      （一）
　　刘鸿生（1888—1956年），祖籍浙江省定海县，出生于上海。其父刘贤喜曾做过轮船买办，颇有积蓄。刘鸿生7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1905年刘鸿生考入圣约翰大学，次年辍学。其后的两年里，他先后在租界工部局担任教员和翻译，1909年凭借上海宁波同乡会会长周仰山等人的介绍，进入英商上海开平矿务局做推销员，由于推销煤斤很得力，深得英国人赏识。后来，刘鸿生创办自己的苏州鸿生火柴厂、福泰煤号和上海水泥厂。从此以后，他投身实业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一座座工厂、一家家企业拔地而起：1926年创办中华煤球厂，1927年成立中华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和大华保险公司，1929年开办华丰搪瓷厂和章华毛纺厂，1930年合组建立大中华火柴公司，1931年组建华东煤矿公司、中国企业银行和隶属于大中华火柴公司的东沟梗片厂。早期实业活动中，刘鸿生最得意的就是创办火柴厂，1934年成为全国火柴业的魁首。刘鸿生倡导火柴业联营，牵头创立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声名大噪。
　　刘鸿生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办一家又一家的工厂企业，首先得益于家族和同乡的支持。刘家兄弟姐妹四人中，刘鸿生与弟弟刘吉生关系最为亲密。刘吉生很早便追随其兄进入商界，长期担任刘鸿生的经营助手，是刘氏企业集团中地位和作用仅次于刘鸿生的重要成员。刘鸿生的妻子叶素珍，是宁波帮著名大商人叶澄衷的孙女，刘氏早年在实业上的崛起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叶家的扶持和帮助。刘鸿生长期担任上海宁波同乡会会长的职位，这使他可以紧紧依靠素以金融见长的宁波帮同乡的鼎力支持，网罗人才、积蓄资力、开拓市场。1930年代初，刘鸿生出任国营轮船招商局总经理，负责改革轮船招商局。在他兢兢业业的努力下，轮船招商局转亏为盈，并为国家争回了一部分沿海航权。
　　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后，刘鸿生不惜生命和产业的危险，顶着日本军部的软硬兼施和威逼利诱，坚决拒绝“合作”，反而利用包括与德国商人的密切关系，穷尽可能将其在上海的产业撤出，随国民政府迁往后方。刘鸿生在西南、西北等敌后地区创设了包括火柴、毛纺、水泥等在内的一系列工厂企业。刘鸿生在大后方的土地上，依靠自身的办厂经验，既实践着他的实业抱负，也为全民族抗战提供经济支持。
      （二）
　　抗战结束后，刘鸿生带着创办实业的梦想返回上海。返沪之后，刘鸿生极力维持和扩大刘家工厂的生产经营。然而，官僚资本的排挤，金圆券改革失败后对刘家的大幅勒索，使得刘鸿生“对国民党政权逐渐失去信心”。
　　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时，刘鸿生在香港。在香港的半年时间里，刘鸿生审慎地进行着观察、思考与选择。此间，身处上海的家人不断写信告知刘鸿生解放军到来后，上海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新政府的爱国、朴素、讲道理、廉洁、埋头苦干、讲求实际，都给刘鸿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各方面的信息和劝说打动了这位企业家的心。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刘鸿生终于在1949年10月底作出决定，重返大陆，在新中国追求实业梦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留在大陆的工商企业家并不很多，而在留下来的企业家中，刘鸿生属于元老级人物。鉴于刘鸿生的声望和影响，他的返回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他还在北京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就中国未来如何发展实业征求刘鸿生的意见，并鼓励他拓展和壮大企业。后来，刘鸿生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副会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务。
　　事实上，刘鸿生不仅自己选择留在祖国，还想方设法将散落海外的儿子们动员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刘氏共有十子三女，他相当注重后代培养，有计划地将子女分别送往国外学习经济、法律和技术。新中国成立时，刘鸿生的八子刘念信从美国学成归来，但驻足于香港。为了打消刘念信的疑虑，刘鸿生多次去信告知，在大陆，“除逃税或犯法不自由外，凡守法人士，并不觉得所谓‘不自由’”。
      （三）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刘鸿生说，在战争的最初日子里，他每日心事重重。生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历，使他深感恐惧。他甚至唯恐帝国主义的一颗原子弹，把上海的繁华世界化为灰烬，将过去50年的努力化为乌有。有一天，一位研究国际问题的朋友对刘鸿生讲，毛主席说美帝是纸老虎，劝他不必恐惧。他觉得有道理，但还是将信将疑。等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把美国赶回到“三八线”以后，他才松了一口气。美国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大老板”居然被志愿军打败了，这使刘鸿生感到无比兴奋，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
　　为支持前线如火如荼的战事，1950年12月8日，刘鸿生将刘氏企业西北羊毛整理厂出品的纯羊毛衫1000件捐献给国家，供前方战士御寒，并在每一件的口袋中都装上给志愿军战士的慰问信。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刘鸿生受到前线捷报的极大鼓舞，又很快在工商界中带头表态，捐献飞机大炮，并且号召刘氏企业竭尽所能，在捐献中做出最大的努力。
　　前线的胜利，使刘家上下感到鼓舞；英雄的战绩，使他们感到骄傲；志愿军战士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又使刘鸿生感到振奋。刘鸿生对孩子们讲，“共产党终于使我们中国人抬起头来了！我一生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侮，现在可以出气了。毛主席说得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这期间，刘鸿生的企业发展很快。章华毛纺公司生产的毛呢制服结实耐用，适应高寒气候，开始受到青睐。1950年7月，中央纺织工业部决定以加工订货的形式，通过订购政府军服用呢来扶助私营毛纺业的发展。因财力有限，中央纺织工业部明确表示，加工订货的“政策是重点扶持大厂”。遵照这个原则，上海私营大中小毛纺厂此时共28家，最终只有章华等13家获得订单。这次订单，是新中国成立后，章华毛纺公司接受的最大一笔政府订单。借助承做制服呢和军毯维持了生产，章华摆脱了停工疏散的威胁，渡过了公司最为艰难的时刻。
　　更令刘鸿生高兴的一件事，发生在1953年。这一年，刘氏企业普遍有了好转，特别是章华毛纺厂的呢绒在政府贸易部门的扶助下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了应有的地位。刘鸿生曾下苦功研究过毛纺工业各个生产环节的关键性问题，得到了“毛纺迷”的称号。1953年12月，12万公尺高级呢绒，标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金字商标，进入国际市场，受到国外顾客欢迎。刘鸿生笑逐颜开地说，“作为中国的实业家，我真正感到骄傲。党和政府替我实现了几十年没有实现的心愿，我真正受到鼓舞！”
      （四）
　　1954年9月，刘鸿生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他在会上听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也听到了刘少奇副主席关于中国第一个宪法草案的报告和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的工作报告，这使他在思想认识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因为心脏病突然发作，没有开完会就提前回上海，进医院治疗。就在此时，政务院发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这就更坚定了刘鸿生的决心。1956年年初，刘氏企业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有朋友问刘鸿生舍得舍不得。刘鸿生笑着讲了一番道理，其中的一段话发自肺腑、感人至深：“我是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双重压迫下挣扎过来的人。我的创业史，是一部经过迂回曲折、尝遍辛酸苦辣的历史。我的全部理想，只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可是，在旧社会，我经常碰得头破血流，经常有关门停业的危险。现在共产党来了，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一扫而光，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工业化的、富强的国家就要在我们的面前出现，这正是爱国的民族资本家所向往的道路。中国工业化了，我感到的只有骄傲和幸福，还有什么舍不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