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辉：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加快建设质量强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的关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质量强国建设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质量工作起步较晚，整体还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我国的质量强国建设之路依旧任重道远。

一、问题与障碍

第一，要素供给质量不高。一是劳动供给质量低。面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传统劳动力供应还难以适应新时代产业工人的素质要求，高等及职业教育课程设计、专业门类与企业需求匹配度较低，供给与需求出现错配。二是装备、技术供给质量低。技术装备的自动化程度还难以与智能制造发展态势形成匹配，急需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全球产业链的关键制高点掌控不足，关键共性技术缺失，数字经济虽然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业态，但是底层技术和基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三是品牌供给质量低。多数企业品牌形象不够突出，缺乏高品质和个性化的产品，缺乏世界知名品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数量不够多，在规模、效益、质量等方面距离世界一流企业还具有一定的差距。

第二，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待完善。目前，我国质量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薄弱，质量标准体系结构不够合理。一是质量基础设施硬件和技术能力不足，成为部分民营企业质量提升的瓶颈，导致质量效益不高，长期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甚至还存在质量隐患。二是我国质量检验检测服务支撑力不够，质量信息化发展程度较低，认证认可有效性不足，不少核心技术存在空白，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特别在国际标准制定与认证认可领域，难以掌握标准的话语权，仍然处于相对被动的状况。三是质量基础设施的体制机制有待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市场作用还未充分发挥，难以适应质量发展需要。尤其在以政府主导型的标准化管理体制下，各级政府与行业、企业质量技术体系协调机制不够健全。

第三，质量治理体系建设滞后。一是质量立法滞后于经济发展，尤其对新兴数字、平台经济和传统经济缺乏统一协调性。执法手段单一化、简单化，惩罚性制度震慑力度不足，难以对弱势消费者群体进行倾斜性保护。二是质量文化建设落后于产业发展，质量意识不够深入人心，缺乏从理念、目标、制度到具体领域工作细节的全方位宣传和引导。三是质量管理的数据化面临挑战，包括数据完整性的挑战、数据质量的挑战、数据隐私的挑战。四是质量监管体系有待健全。当前市场监管以行政监管为主，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度不足，质量安全风险管理不到位，事后监管模式盛行。此外，监管部门间信息壁垒、职责边界不清等问题仍然存在，造成监管资源分散，甚至出现监管缺位、相互推诿等现象。

第四，结构障碍与成本压力并存。一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具有典型的后发性和压缩式特征，导致我国经济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在这一现实国情和发展路径下，粗放式发展理念叠加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口结构及文化传统，我国工业品和服务业市场的多元化程度高，需求差异大，质量诉求分化加剧。二是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要素成本攀升，加之外部环境严峻，企业经济环境不稳，提升技术工艺水平的投入压力增大。三是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提速，但对于微观主体而言，这两条转型方向及其技术路线同样面临“难”和“贵”并存的问题，在战略时机选择和决策效率等方面，不少企业需要重新调整和部署。四是长期以来，我国工程师培养中质量导向不够突出，各类质量管理人才培养滞后。

二、中国“专精特新”与德国“隐形冠军”的比较

下面我们通过中国“专精特新”与德国“隐形冠军”的比较，来看看我国质量强国建设与质量管理究竟面临着哪些具体方面的问题。

（一）总体情况

我国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发展特征的中小企业。德国的“隐形冠军”则是指优质企业，是金字塔的顶端。这一概念由德国著名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提出，即专注于某一行业领域做精做强，建立独具特色的品牌，做细分市场的领导者，最终成长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优质企业。按照西蒙的评定标准，截至2019年，全球“隐形冠军”企业共计2734家，德国以1307家位居榜首，占总数的47.8%；美国、日本分别有366家、220家；中国有92家，位居第四位。

（二）提升创新能力方面

德国政府是通过设立创新基金与创新计划、推动产学研合作等政策助力中小企业创新的，其中就包括通过创新基金和创新计划解决中小企业自有研发资金不足的问题。

（三）质量品牌建设方面

德国通过推行严格的质量标准管理制度塑造“德国制造”品牌形象，助力中小企业质量提升。1917年，德国设立标准化协会，开创了第三方产品认证制度，对合格的产品颁发质量认证证书。德国至今大约已有30万个行业协会和联合会组织对制造业进行指导、监督，每年发布上千个行业标准，约90%的标准可以被欧洲及世界各国采用。

我国对中小企业质量品牌的引导和培育较为薄弱，目前在《“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中首次将“中小企业质量品牌提升工程”列为重点工程，开始更加重视中小企业品牌质量提升。在过往的质量品牌政策中，政策对象更多是面向所有行业、搞“一刀切”，针对性和适用性都很弱。此外，我国行业协会和联合会的作用有限，无法及时制定行业或团体标准以规范中小企业产品质量，对企业品牌建设的指导不够充分。

（四）产业生态打造方面

德国强调产业集群对中小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德国政府并不直接挑选产业集群资助对象，而是通过竞争的方式使具有成长性的或已崭露头角的集群脱颖而出。这些集群以具体项目为导向，设定明确的阶段性目标和最终目标，各个参与者依据自身优势在产业链条上发挥作用。这使得公司可以与供应商、消费者、大学、研究中心、职业学校，甚至是竞争对手一起工作，共同推进品牌质量建设。

我国目前产业集群效应不明显，部分集群规模偏小，对整个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够。产业集群内外部协作不顺畅，部分产业集群链条较短，只形成了形式上的空间集聚，相互间深度的协作配套合作有限，影响了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建立起长期的利益合作机制。

（五）融资担保支持方面

德国通过建立政策性银行、提供贷款担保、创新金融服务机制等政策，完善“隐形冠军”金融支持体系。

当前，我国还要继续完善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体系。其中，在间接融资方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往往难以提供大额贷款所需要的担保物或抵押物，难以获得银行中长期信贷支持。

（六）人才培养方面

德国建立了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体系，完善了两个体系之间的衔接。其独特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提升了德国技术工人的素质水平，即将课堂教学和企业实践密切结合，以企业需求为直接导向。85%参加“双元制”学习的学生在毕业后会进入中小企业，为“隐形冠军”获取技术人才提供了重要保障。

尽管我国人社部联合其他部门已出台《关于全面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 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但其中一些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待完善提升。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新兴产业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杨丹辉《我国建设质量强国的举措进展与问题建议》摘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