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律师协会会长李世亮：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力度关系到新质生产力的成败

　　“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创新是共生的关系，只有知识产权得到强力保护，才能充分调动企业家、科研机构、科学家等对科技创新的信心”，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律师协会会长李世亮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知识产权保护仍面临着“维权成本大、周期长、赔偿少、惩罚力度不够”等问题，建议从立法上完善国家补偿性赔偿性法律制度，优化民事、行政、刑事的衔接机制，提高审判效率，真正让违法者付出高额成本，从而保护创新积极性。

　　《中国企业报》：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力度关系到新质生产力推行的成败，因此，请您谈谈保护知识产权，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李世亮：科技创新非常关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提升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手段，从古到今，每一次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都离不开科技创新，这是全世界的共识。
　　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从党的政策、国务院的文件、全国人大的修法，到科技成果转化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从各级政府推动科技创新招标、揭榜工程，鼓励一大批科技创新项目，鼓励科学家投身科技创新，鼓励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经济创新，再到高校科研体制的一系列改革等。
　　科技创新是智力劳动，需要大量的实践和经济投入，科技成果和产权所有人一定要受到法律保护，没有法律保护，科技成果一转化，假冒伪劣产品相继出现，科技成果的生命就结束了。
　　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共生的关系。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发展如何，首先取决于法律体制是否有利于调动科学家等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其次是保护力度大不大，保护力度大，会推动深入创新。例如：科学家可能一辈子只专注做一项研究，如果这项研究对科研机构、个人都能够带来足够的经济支撑，科学家就不需要分心，如果相反，科学家就无法心无旁骛、无法深入创新。
　　从立法上完善国家补偿性赔偿性法律制度
　　《中国企业报》：以“平安好医生”商标侵权案件为例，为什么持续时间这么久？从司法程序上来讲，这是终审判决必须经历的程序吗？对许多企业来说，可能经不起这样的时间和精力消耗，有没什么更好的途径？
　　李世亮：“平安好医生”商标侵权案是2020年，在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川渝两地法院联合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历经42判，历时8年，媒体报道很多，影响很大，当事双方投入了很多精力物力，侵权方也消耗了国家大量的司法资源。
　　民事诉讼法对于管辖的规定，是侵权行为地和结果发生地的法院管辖。侵权企业在不同城市侵权，那么只能到相应城市打官司，到处奔波，让受害企业疲于应对。
　　其次，维权成本的高低还取决于各个地方的司法公正性。过去，不同地方会有一定程度的对当地企业的司法保护，这几年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大背景下，各方做了很多工作，有所改善。但是要完全破除人情，绝对一碗水端平还不太现实，这也是维权方面临的问题。
　　维权方去很多地方打官司，人生地不熟、出差费、诉讼费、取证的难度，到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到执行，都面临着很大的难度，很多维权的企业打了一回官司，就不想打第二回。这反映了我们的制度和司法环境还要花大力气进一步优化，公正司法，还需要进一步改善，特别是在司法效率方面，由于维权和查封冻结的周期很长，甚至出现维权企业官司打完了，企业都早已经经营不下去了。
　　在这方面，我建议，从立法上完善国家补偿性赔偿性法律制度，优化民事、行政、刑事的衔接机制，提高审判效率，真正让违法者付出高额成本，这样才能保护知识产权，才能调动企业家、科研机构、科学家等对科技创新的信心。
　　赔偿性条款滞后：既没有达到补偿也没有达到惩罚
　　《中国企业报》：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因知识产权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受侵害方维权成本较大，但实际赔偿金额却往往较小，历时8年之久的平安好医生商标侵权案也只有300万的赔偿，在过去的法律实践中，法院判决是否以赔偿损失为主，而较少惩罚性赔款？近年来，我国司法改革和实践在这方面有什么改变？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李世亮：知识产权维权成本大，这样的情况目前客观存在。党中央、国务院、各级人大都在下功夫解决，我们现在制定了很多立法，比如知识产权法等各个层面的法律，都比较完善了，但是现在我觉得主要问题在：
　　第一，维权周期长，比如专利纠纷，首先要通过行政程序，如果解决不了，就进入诉讼程序，通过一审二审。知识产权纠纷往往涉及到技术问题，是不是侵权要通过权威机构鉴定，时间成本非常长，司法人员一般情况下很难弄清楚技术层面的问题，必须要借助第三方鉴定环节，这会增加时间成本。
　　第二，现在搜集证据和举证很难，有些技术要证明构成侵权，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要委托专业的机构进行调查取证。
　　第三，目前法律制度中的赔偿性条款滞后，既没有达到补偿，也没有达到惩罚。在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严厉的国家，如果构成侵权，惩罚性的赔偿就让侵权企业破产了，违法的成本很高，但我们这方面的法律制度还亟需完善，企业维权花了很多时间和经济成本，结果赔偿的金额远远不足以弥补维权成本，根本没有补偿性更谈不到惩罚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四，根据我国刑法和相关的民事法律规定，有的侵权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比如侵权涉及到商业秘密、专利商标，但在实践中立案很难，因为公安机关案子多，人手不足，而且知识产权案子调查取证很难，公安机关很难界定。
　　第五，知识产权中有行政处罚手段，但这个手段面临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周期也很长，因此行政机关在利用行政手段打击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的时候，非常谨慎，而且行政程序对当事人来说成本也很高，特别是时间成本。
　　因此我认为，目前制度上规定了对知识产权侵权者的惩罚，对受侵害者的保护，但是没有有效激活，三项制度没有有效衔接和优化，给维权人造成很大的困难。我们欣喜地看到，这几年，国家层面已经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各个地方都设立了知识产权保护法院，最高院刚刚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也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厅，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方面的案件，我觉得这些举措对提高司法效率，完善立法制度，有积极意义。